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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诉他们，中国原来的法律也和道德很接近的,或许他们能够抛弃这一种思想。

……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，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爱，其次是信义，其次是和平。到了西汉，高祖初人关时，以民间苦秦苛法已久，仅约法三章: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

现在又因为我们在总裁领导之下，抗战了八年有余，把日人侵略我国的迷梦完全击碎。)昭公二十九年冬，晋赵鞅、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，遂著范宜子所为刑书焉。(汉文帝在立法方面，有一值得注意的措施，即肉刑的废除。鸠山和夫、板本三郎合撰的《日本法制一斑》文内，分日本法律发达的阶段为四个时代，第二期就是模仿唐时代，或谓《大宝律令》宣行的时代"，包括自日本文武天皇至后堀河天皇，西历710年(唐睿宗景云元年)至1231年(宋仁宗嘉定十四年)。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，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。

终凶，讼不可成也，利见大人，尚中正也。这四维八德，经过无数先圣先贤的阐扬，对于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与力量，无可比拟。愚认为出乎礼而入于刑者，使受法律之制裁。

中华法系为中国文化之部分表现，并为立国精神所在事物之一。世人对于中华法系之认识每多误解，以为律统、刑书、刑官、刑狱之类，乃中华法系之应有面目;而不知礼书、礼制之中，更有一大部分属于中华法系之领域也。礼书、礼制之范围包括甚广。且因受儒家学说影响甚深，而儒家学说之在今日，仍有待于蜕变更新，遂亦有一部分在今日成为僵石者在。

并因受宗法社会之影响，建立大家庭制度，尤非工业社会所能接受。惟须知者，法系云云法律之系统也，乃旧时代之产物。

不过除刑书、刑制等等外，寄其实质的精神于礼书、礼制，不专以法为名而已!从而在政府方面既以刑措不用为盛事，以减讼轻刑为美德，而孔子亦有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之言;墨子又有制五刑而不用，所以为至治之语。何以言因人情而重视社会安全?国之求治在能亲民，法之求效在能安民，而人情之正虽归天理，但人情之态则亦繁难。宋神宗时并以律不足以周事情，以敕代之，由宋迄于五代，又有刑部大理寺所发之临时指挥。一 中华法系为世界最古之法系，有其悠远长久之历史，及卓尔不群之精神，在世界各大法系之林中，独树一帜。

过去社会重视家族制度，儒家更以国家为家族之扩大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，已成为一定不移之理。出乎礼而不入于刑者，使受社会之制裁，如结婚不履行形式之条件，则为姘居野合，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是也。社会礼仪，受其熏陶，循吏用法，蒙其影响，是中国文化之二变也。于是在法律上男女地位显然歧异。

公职候选人考试系防范近代选举制度之流弊，而将中国过去先为乡举里选，后再廷对陈策之不符实际，予以纠正，以求有补其失，有助其成。家庭制度之在过去，不仅为政事法方面之组织所本，政令所托;民事法方面之婚姻关系是在，继承关系依据:且在刑事法方面之出罪入罪，科刑免罪等等方面，莫不受其影响。

其它男女失平之制裁，更不胜举。亦即今日所谓法无明文不为罪也。

他如禁止长官授用私人，禁止官吏租住民房，禁止为现住官立碑，又所以防止与私亲刁民勾结而影响以民为本之管理职务焉。古代律文每罪所科之刑，除另有加减例，与今为同外，皆系一刑，并无度之可言，奸徒一年半之口号即由此而生矣。历经宋元明清，不论律章形式如何，精神皆属一贯。在民事关系上，妻虽称齐而实以夫为天;妇更为服，致有三从之义。何以言国法中含有仁恕之道及法官之责?从刑事责任上面有三纵-幼弱、老茗、愚蠢;从犯罪情节上而有三宥 -不识、遗忘、过失;历代均有减免之例，亦今之有所同也。因人情而重视社会安全，并由国法以底其成，而仁恕之道，刑官之责任焉。

然儒家终于入虎穴得虎子，将律章刑书变质，趋于礼教化，刑制刑官亦皆为礼教而服役矣。据上两例，更知中华法系之所谓法，律统、刑书、刑官、刑狱一类之外，并有礼书、礼制之大部分在内。

在刑事关系上，夫殴妻非折伤不论，妻殴夫则重刑是加矣。过去称中华为礼义之邦，为文教之国，并非徒善之立国，亦有法律之存在。

汉宣帝虽称汉家以霸道治天下，但仍不能不杂以王道者，知乎法家之势力日变，终至唐代刑书之内容完全儒家之天下，尤以律疏所表现者为甚。更非同源异流，仍非异源同流，乃一种同质异态之事物;一个法身，两个法相而已。

明代西学输入，清代门户开放，最后变法倾向其制。因出礼者每人于刑，从而在律及刑书方面往往表现民事关系在内，如立嫡违法、妻妾失序、别财异籍之类皆是。然君主握有司法大权，不受刑书拘束，权断制赦，量情处分，比比皆是。[[3]] 原文如此，疑有误。

儒家先圣后圣向即注意于此，所谓天道天理乃现代自然法之代名词也。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。

微论争财曰讼，争罪曰狱，民事观念原自有别。如结婚必须有其各种实质之要件，违反者以刑处之，称曰违律婚姻。

不能谓非由中华法系培育而来之仅存者之良好民风也。"婢作夫人意为"刻意模仿而不能神似，但此处不知所指。

惟其能与民族之心理配合，能与立国之精神一致，故能战胜法家之唯刑主义，并逐渐容纳各家学说而充实其效用。然则律令无文，仍可本此判罪，在实质上已破坏罪刑法定主义之精神矣。是故吾人之称中华法系者系就旧有之名词而言，并非今后仍以中国为本位，反对欧美之法制形态，致将现有之法律体系亦排斥之。至多仅诉讼法上之界限，在实例上不甚分明而已!盖礼之为用在于约束自己，人人各守其本份，互负其义务，与现代民法以权利观念为出发点，截然不同，自不容其产生耳。

[[3]]其十面大枷之警世骇众，并非法之所定也。而孔子又以圣之时者为称，从而在法律之见解上亦愿本诸时代精神而达于灵活之运用。

宋明循吏亲自问案，用法传户，其人类皆理学门派，而理学则为儒道释之融合思想，即为明证我国古代法系的精神在于礼刑的一致，那时的刑罚蕴含着教化主义，以刑罚为达到道德化的手段。

以上七点都是唐律与现代各国法典相吻合之处，至于详细的规定，因限于篇幅，不能一一加以讨论。我国成文法典在春秋战国前的，很难考稽。